老五是四川人，一九四六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九五Ｏ年随父母来台，渐渐成长为台湾的外省人。

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从小就对政治活动和政治运作不陌生，加上成长过程顺利，因而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回馈社会的意愿，对身边发生的政治问题也比一般人多了一些关注。

小的时候曾经很想作 "伟人"，期望像书本上读到的 "蒋公" (或是大陆的 "毛主席") 那样，登高一呼，叱咤风云，横扫四方，等等。长大以后渐渐了解，当时想作的，其实就是一个大独裁者。

问题是，太多人都想要作这么一号人物，能作到的机会并没有比中爱国奖券特奖多多少；并且，那么多人都想要争取的位子，坐起来其实也不会那么舒坦。然后我也发现到，原来历史上那些独裁者为了那个位子多半都作了一大堆的坏事，而我自己实在只想作一个好人，所以跟小时候的目标也就渐行渐远。

成长过程中当然又想过要作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商人、等等，而在这不断转换目标的过程中，我发现周遭的环境十分的令人不满，亟需要有人去作大力的改革。

我成长在田野处处的中和乡，小溪中都可以钓鱼，清澈的大河有舒适的沙底，到处都是游泳的好所在；然后，上游的森林被砍光了，大河变成了泥流，年轻时的美好记忆很快就被一个一个泥滩堵死，小溪则变成了化工厂的排污水道，一天变红，一天变绿，鱼儿当然都死光了。

到处都是政客，天天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 "变更都市计划"，让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落进他们的口袋中，而中和乡就这样被 "变更" 成了一个规划不良、拥挤不堪、没有一条直路的中、永和市。

念大学时有一天，我走进了监理处去办机车驾照，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没有人排队，也没有人要他们排队，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柜台前，每个人拚命要把手中的证件递进去，但是没有人接，几个办事员在里面开心的谈天喝茶，一个胖子偶而转过头来，随意的从一个好运者的手中接过了证件，往桌上一扔，继续谈天。我在那边待了半个钟头，一筹莫展。

我当时年轻力壮，当然很容易把群众推开，站到第一位；或者也可以像朋友早就建议的，花钱找个黄牛，让办事员也分到他们 "应得" 的一份，皆大欢喜；也可以找关系，耍流氓，等等，解决的方法很多，但是我咬咬牙，决定不办驾照了，走了出来，发现我真正的人生目标，是要搞革命来让这些令人痛恨的事情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还好，台湾的大环境基本上没有革命的条件，我找不到同伴，因而得以顺利的受完教育、成家、就业，也有机会对历史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渐渐发现，原来历来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 "明君" 的话，也不过让社会少了些阴暗面，若是出了一个 "昏君"，那就有得好受。

十多年前读到社会主义史学家 Eric Hobsbawm 所著的 "革命的年代"，为我的政治思想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从他睿智的文字当中，我看到了 "发挥每一个个人的力量" 如何为欧洲和全人类带来了巨大变化。

一部份借助于网路时代所提供的新工具，我开始作广泛的阅读，进一步突破了由台湾威权政府和美国各式媒体所共同构筑的、一直到今天都还有满大影响力的资讯樊篱，并且发现，世界许多地方的民主社会都早已达到了远超过我原来想像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建立起一个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为主轴的民主历史观。

研究所毕业后，趁着台湾经济蓬勃发展的热潮，很认真的试过作贸易，专业程式设计，理财，等等，也作过客串的英文教材推销员，开饭馆，写文章，摆地摊，等等；但是能力普通，又有家无业，没有冒险的本钱，因此大部份的时间都是靠着那份学历在混一口饭吃。

前后在美国住过十年，中间曾打算多混个学位来增加些吃饭的本钱，没成功；又跟朋友合作开了一家电脑公司，也没成功；倒是由于自然的倾向，英文又没有大障碍，所以在这段时间中曾广泛的对美国的政治运作和教育情况作过些基本探讨。

一九九八年开始，曾花去一年半的时间，藉着道地的成都话和渐渐累积起来的软件能力，到四川帮一些台湾电子业的朋友去管一个小研究室，顺便对中国的情况多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我喜欢藉聊天来了解朋友们的想法，喜欢阅读和思考，同时也喜欢参与，因为我希望看到事情可以得到实质上的改善。有一回，主妇联盟的陈来红对我说："有教育改革的地方就看得到你！" 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对我这个业余改革者的最高评价。

教改的回头路和思想起记下了一些我在台湾几十年变革过程中的观察和实际参与的心得。

快逃，祖国来了一书总结了我在政治上的观点。从二ＯＯ三年三月出版以来仍不断在网路上作充实和修改。

教改的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