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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白吃的午餐？
我們許多美國回來的朋友一直在向台灣民眾傳達一些美國教育的訊息，譬如說，美國都是十二年高品質的免費教育 (十二年國教？！)，他們的校舍漂亮舒適，老師水準高，又敬業負責，他們的家長都努力跟學校配合，社區內也有一大堆體育設施和體育活動，每個小孩都可以自由選擇來參加，並且，最妙的是，每一個小孩都不必經過像台灣小孩那樣大的競爭就可以進到那些別人很難進去的好大學 (？！)。
問題是，他們在傳達這樣的滿理想的景象時，卻往往漏去了一個重要的背景分析，就是這樣的景象基本上只限於美國一些富裕的社區而已；台灣去的留學生們，對於孩子們教育的重視程度，往往遠高於美國本地的白人或黑人，所以只要有小孩需要上學，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會以挑選好學區作為搬家的第一優先考慮；從他們大家所見到的來作結論，當然就不容易得到全面的真象。
全面看美國教育
美國在政治上長久以來是一個保守勢力主控的局面，它整體的教育理念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 "使用者付費" 這樣的 "富人觀念" 的影響，因而難以像世界其它先進國家那樣，落實 "由國家大力投資平民教育" 的理念。
以中小學教育來說，除了少數私立學校以外，基本上都是免費的；教育經費的來源各不相同，不同的州或是不同的市鎮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大部份的情況，社區的稅源都佔其中重要的一部份，而住在富有的社區中，居民所付出的有關教育的稅遠超過貧窮社區，這就構成了不同社區之間教育品質存在巨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的社區之間一般依社經地位分化得很清楚，並且常常是在族群的界線上作出了畫分，它的原因根植於歷史和文化的深層，不是一個容易來評論的問題。基本上，對美國的白人來講，民主自由固然是教科書中強調的立國基礎，但是如果他們的利益受到了嚴重的威脅，未嘗不會嚮往像黑人民權運動以前的 "美好的過去"，或是採取像過去南非白人那樣極端的種族隔離政策；實情是，對於富裕社區的居民來講，怎麼樣不讓窮人 (常常是黑人) "滲透" 進來，確實是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譬如說，富裕社區的居民常常團結起來，拚命抗拒都市的大眾運輸系統進入社區，為的就是讓那些買不起汽車或付不起汽車保險費的都市窮人不容易進來；他們也常常選出作風強硬的警長來對付那些不小心闖進來的、不受歡迎的窮人。一個有名的黑人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他小時候從來沒有嚮往過富裕的郊區，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由於窮人本來就是教育程度比較低的一群，在惡性循環之下，造成了美國獨特的，難以化解的貧窮問題。許多在越戰後從中南半島去到美國的難民，一頭鑽進了房租比較低的貧民區，就吃盡了苦頭，他們的小孩到學校去，在上廁所的時候被同學搶劫已經變成了家常便飯；在這樣的環境下受教育，搶人和被搶的大約都不會有什麼出頭的機會吧。
貧窮社區的小孩所面臨的教育問題，還不只是教育品質的低落而已；譬如說，他們也缺乏教育資訊，即使有心要接受進階的教育，也無法作最有利的安排；有一個黑人小孩說他長大以後想要作律師，卻不知道美國的學制是要唸完四年大學才能進入 law schools，也不知道要作怎麼樣的準備才能進入那些好的 law schools；又譬如說，比較好的大學在招生政策上常會對窮人不利，免得影響了其他好學生來申請的意願；當然，大學學費的昂貴，本來就限制了窮人子弟許多選擇的機會。
在這樣的情況下，富裕社區的小孩在升大學的課題上自然就掌握著有利得多的條件，而由於美國的小孩在教育上常常比較缺乏競爭心，所以對於某些比較重視教育的民族來說，他們的小孩就確實如入無人之境，不必經過太大的競爭就能進到相當好的大學；中國人或是猶太人在美國一流大學中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人口的比例，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歸國學人和美國制度
當我們的留學生們回到台灣來，卻會面臨到一個全然不同的大環境。首先，台灣的孩子是同樣的中國孩子，每一個都是在教育上絕不會退讓的拚命三郎，所以在教育資源的競爭上，留學生的孩子就不得不面對比美國孩子強勁得多的對手；再來，從威權時代開始，教育機會的平等就一直是政府對人民的基本承諾，也是社會穩定的最重要條件，所以，儘管留學生們在台灣擁有相對比較高的社經地位，卻難以得到像在美國那樣的教育資源上的優勢。
對於一部份想不通這個道理的朋友來講，他們的挫折感是可以想像的。在他們的心中，"台灣教育有問題" 的感受必然比一般人更為強烈，而且他們思考的方向也常常會跟台灣其他關心教育的人呈現某種程度的不同。在這個情況下，他們許多人全力的想要引進美國的升學制度，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美國的大學在學生入學的申請上多半都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所以在入學制度的精神上，除了要找到好學生以外，最重要的考量會是在求取學校自身的最大利益，因而不會花太多心思來考慮機會平等的問題。譬如說，在美國的家長如果提供一筆超大的捐款，則可以讓他的子弟在入學競爭中佔到相當的優勢；又譬如說，由於在一些頂尖的名校中，校友們的捐款是相當重要的財務來源，所以他們的子弟如果要想進入這些大學，入學時保証會得到優先的考慮；另一方面，美國大學一般的入學標準偏向於鬆散，有人脈或有權勢的家長有許多空間來運作，而各式各樣可以作弊的漏洞也基本上隨處可見。
這樣鬆散的制度，在美國實行起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作弊的情況也不見得比台灣嚴重，是因為他們在社區的分化上和在高學費的作法上，已經對全國學生作了相當有效的初步淘汰，但是只要用膝蓋頭來想一想也會知道，要把類似的制度引進來台灣，必然是無法實行的；不幸的是，台灣偏差的社會觀念，讓 "歸國學人" 們掌握了超過比例的發言權，也讓他們在教育改革的議題上發揮了許多不理想的影響力，因而在某些方面造成了全面混亂的結果。
事實上，也有像高希均那樣的學者是真切的了解問題的癥結，因而直接提出 "重點"，要效法美國的 "使用者付費" 的原則，以高學費的方式來幫我們像美國一樣緩解升學競爭的壓力；然而，即使是 "歸國學人"，在提出這樣的方案時，也總會在台灣社會中引起極大的反彈。
問題是，提出反彈的朋友們往往忘了一個簡單的基本事實，就是威權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沒有一個 "國家社會主義" 政府 (也可稱為法西斯政府) 具備足夠的能力來回應人民這個或那個的單方面的訴求；既然大家熱情的歡迎民主時代的來臨，就必須要以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我們的教育問題，我們固然要花工夫來搞清楚我們 "要什麼"，也必須要花工夫來搞清楚怎麼樣才能達成那些需求。
我們要作的抉擇其實是相當清楚的。首先，必須要承認，高希均那樣的 "使用者付費" 的理論，在美國行得通，在台灣也應該基本上行得通；只要我們能同意讓有錢人的子弟在教育資源上享受他們 "天經地義的權利"，那麼 "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 就會幫我們把許多眼前所見到的教育問題都像美國的富裕社區那樣的解決掉。
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一條比較不那麼容易走的路，那就是要像其它先進國家一樣 (紐西蘭、法國、德國、芬蘭、丹麥、瑞典、瑞士、加拿大、荷蘭... 寫不完的)，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力量，訂下清楚的全民教育的目標，用全社會的力量來負擔那本來就不可能白吃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