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是四川人，一九四六年生於四川成都，一九五Ｏ年隨父母來台，漸漸成長為台灣的外省人。

由於家庭環境的關係，從小就對政治活動和政治運作不陌生，加上成長過程順利，因而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回饋社會的意願，對身邊發生的政治問題也比一般人多了一些關注。

小的時候曾經很想作 "偉人"，期望像書本上讀到的 "蔣公" (或是大陸的 "毛主席") 那樣，登高一呼，叱咤風雲，橫掃四方，等等。長大以後漸漸了解，當時想作的，其實就是一個大獨裁者。

問題是，太多人都想要作這麼一號人物，能作到的機會並沒有比中愛國獎券特獎多多少；並且，那麼多人都想要爭取的位子，坐起來其實也不會那麼舒坦。然後我也發現到，原來歷史上那些獨裁者為了那個位子多半都作了一大堆的壞事，而我自己實在只想作一個好人，所以跟小時候的目標也就漸行漸遠。

成長過程中當然又想過要作偉大的科學家、偉大的小說家、偉大的商人、等等，而在這不斷轉換目標的過程中，我發現週遭的環境十分的令人不滿，亟需要有人去作大力的改革。

我成長在田野處處的中和鄉，小溪中都可以釣魚，清澈的大河有舒適的沙底，到處都是游泳的好所在；然後，上游的森林被砍光了，大河變成了泥流，年輕時的美好記憶很快就被一個一個泥灘堵死，小溪則變成了化工廠的排污水道，一天變紅，一天變綠，魚兒當然都死光了。

到處都是政客，天天聚集在一起討論如何 "變更都市計劃"，讓經濟發展的成果都落進他們的口袋中，而中和鄉就這樣被 "變更" 成了一個規劃不良、擁擠不堪、沒有一條直路的中、永和市。

唸大學時有一天，我走進了監理處去辦機車駕照，眼前的景象讓我大吃一驚；沒有人排隊，也沒有人要他們排隊，幾十個人擠在一個櫃檯前，每個人拚命要把手中的証件遞進去，但是沒有人接，幾個辦事員在裡面開心的談天喝茶，一個胖子偶而轉過頭來，隨意的從一個好運者的手中接過了証件，往桌上一扔，繼續談天。我在那邊待了半個鐘頭，一籌莫展。

我當時年輕力壯，當然很容易把群眾推開，站到第一位；或者也可以像朋友早就建議的，花錢找個黃牛，讓辦事員也分到他們 "應得" 的一份，皆大歡喜；也可以找關係，耍流氓，等等，解決的方法很多，但是我咬咬牙，決定不辦駕照了，走了出來，發現我真正的人生目標，是要搞革命來讓這些令人痛恨的事情從這個地球上消失！

還好，台灣的大環境基本上沒有革命的條件，我找不到同伴，因而得以順利的受完教育、成家、就業，也有機會對歷史和這個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漸漸發現，原來歷來的改朝換代的革命，其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有 "明君" 的話，也不過讓社會少了些陰暗面，若是出了一個 "昏君"，那就有得好受。

十多年前讀到社會主義史學家 Eric Hobsbawm 所著的 "革命的年代"，為我的政治思想開了一扇全新的窗戶。從他睿智的文字當中，我看到了 "發揮每一個個人的力量" 如何為歐洲和全人類帶來了巨大變化。

一部份借助於網路時代所提供的新工具，我開始作廣泛的閱讀，進一步突破了由台灣威權政府和美國各式媒體所共同構築的、一直到今天都還有滿大影響力的資訊樊籬，並且發現，世界許多地方的民主社會都早已達到了遠超過我原來想像的境界。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建立起一個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為主軸的民主歷史觀。

研究所畢業後，趁著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的熱潮，很認真的試過作貿易，專業程式設計，理財，等等，也作過客串的英文教材推銷員，開飯館，寫文章，擺地攤，等等；但是能力普通，又有家無業，沒有冒險的本錢，因此大部份的時間都是靠著那份學歷在混一口飯吃。

前後在美國住過十年，中間曾打算多混個學位來增加些吃飯的本錢，沒成功；又跟朋友合作開了一家電腦公司，也沒成功；倒是由於自然的傾向，英文又沒有大障礙，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曾廣泛的對美國的政治運作和教育情況作過些基本探討。

一九九八年開始，曾花去一年半的時間，藉著道地的成都話和漸漸累積起來的軟件能力，到四川幫一些台灣電子業的朋友去管一個小研究室，順便對中國的情況多了一些深入的了解。

我喜歡藉聊天來了解朋友們的想法，喜歡閱讀和思考，同時也喜歡參與，因為我希望看到事情可以得到實質上的改善。有一回，主婦聯盟的陳來紅對我說："有教育改革的地方就看得到你！" 這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對我這個業餘改革者的最高評價。

教改的回頭路和思想起記下了一些我在台灣幾十年變革過程中的觀察和實際參與的心得。

快逃，祖國來了一書總結了我在政治上的觀點。從二ＯＯ三年三月出版以來仍不斷在網路上作充實和修改。

教改的回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