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 | 繁體
老五遊美記
一九七七年初，我離開中國石油公司 (台灣的)，拿了移民簽証去美國。那個時候，大家對這個世界陌生得很，出國以去美國為主，而從台灣去美國的簽証不外乎學生和商務兩種，都不好辦，並且在美國所受到的限制也比較多；我藉著這個特殊的機會，到美國遊歷訪友打工，看看外面的世界。
當時，毛澤東已經在前一年過世，四人幫也已經被搞倒，但是最高領導人華國鋒仍然以 "兩個凡是" 作為施政方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則要等到一九七八年底才算真正掌權。
為了彌補在台灣被資訊封鎖的遺憾，我訂下一個偉大的讀書計劃，想要一掃長期累積下來的鳥氣。有一天，我專誠去到紐約市的新華書店，是華僑辦的、專賣中國書的書店。
首先，當然是要去找一些跟本行有關的書；早就聽說中國在地質方面成就非凡，作為一個不怎麼認真的地質工作者，我同樣是一直感到與有榮焉。沒想到，所有專業文章的開頭都是長篇大論，歌頌毛主席的偉大，就連找到了什麼礦產，也都必然是因為 "在毛主席偉大理論的指導之下" 才能成功！
我受不了這些，就回過頭去找比較有興趣的歷史政治哲學方面的書，這才發現整個書店的成千上萬本書，儘管領域不同，書名不同，內容卻千篇一律的引導向讚嘆 "毛澤東思想" 的偉大！我徹底失望了，決定找幾本武俠小說來看，卻發現連書中的武俠們也都必須要遵循毛澤東思想才能有些搞頭！
我奪門而出，淚灑紐約街頭，中國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不用問也知道了。
在台灣的時候就知道，許多出國留學的朋友都參加了從一九七一年開始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那個過程中，他們在心理上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他們看穿了台灣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的軟弱無能，對比起來，中國在韓戰中力抗美國，又試爆原子彈，發射衛星，並且在一九七一年進入聯合國，基本上脫離了積弱的歷史形象；再加上他們初次接觸到社會主義的理想，發現被欺騙了一輩子，因此很自然的唾棄台灣長期的愚民宣傳，找到新的認同方向。
當時中國政府正急著要進一步突破美國政府的封鎖，因此對這些自許為左派的親中朋友們大力拉攏；在後來中國跟美國建交的過程中，許多左派留學生都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朋友在出國以後接觸到比較真實的、有關台灣本身的資訊，發現到那個愚民的天羅地網背後的、令人不忍正視的真象。回想到他們父母輩的一生，處處都能見証到各式各樣的不平以及敢怒而不敢言的壓抑，因而許多朋友都義無反顧的投入到早已存在的台灣獨立運動之中。
文革時期的中國政府，既對台灣的問題缺乏了解，自然也拿不出什麼高明的政策或是說法；他們只是延續 "內戰" 的思維，仍然一心在想著跟國民黨 "和解"。從台獨朋友的立場來看，這樣的政府沒有多少值得期待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倒向中國，只是會迎來 "第二次二二八事變" 而已。
因此，他們跟左派留學生之間難以找到交集，而從台灣去到全世界的僑民，就這樣因為國家認同的差異而逐漸分裂成對立的社群，加上各方勢力的大力挑撥，再也難以團結到一起。
更不幸的是，當時的台灣政府也沒有坐視他們雙方的 "叛變行為"，派出了大量職業學生，半職業學生，再加上廣大的、仍然擁護政府的留學生和僑民，跟兩派人馬衝突，造成了更多的積怨。
我既然到了美國，自然不會放過探討真象的機會。在 Wisconsin 訪問老妹時剛好碰到了老朋友徐綽，他帶我到 Madison，初步接觸到各方活動的大環境。我接著去紐約打了兩個月工，跟三方面的朋友見面討論，了解到許多在台灣被隔絕的資訊。在這段時間中，也存下了一些盤纏，就決定再到另一個運動中心，波士頓，去見識一下。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中的中文藏書相當程度的開啟了我的視野，我在那邊呆了一個多月，跟許多充滿了理想的左派朋友們渡過了一段非常值得懷念的時光。
有一天，跟幾個朋友去參加在附近舉行的台獨大會。走進會場，活動還沒有開始，發現還準備了自助餐，就拿了個盤子去取菜；這時發現，有一個老包一直在緊緊跟著我們，似乎有些面熟，但是他顯然不是想來跟我們交朋友的，所以也沒有跟他攀談。等我們坐定以後，他走過來大聲說："你們怎麼不付錢？" 我趕忙道歉，說是不知道規矩，他更大聲的說："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他對我們說的是國語，在滿場都講閩南語的地方自然引來了大量關注的眼光，讓我感到有些無地自容。有生以來第一次，我發現自己的額頭上確實印著 "外省人" 三個大字。然後，我突然想起來，那個老包原來是我上大學時籃球場上的朋友，用左手投球的吳 * *！
逛了半年多，看夠了，想家的心也越來越強。當時的感覺是，台灣需要趕上別人的地方太多，既然父母和老婆也都沒有意見，就決定回台灣來工作。
在我出遊的這段時間之中，兒子已經從幼稚園大班升到小學一年級。回家的那一天，他放學回來在門外按門鈴，我去開門，他穿著小學生制服衝進來問說："爸爸回來了沒有？" 仰頭看到是我，停了幾秒鐘，轉頭跑走了。
幾年以後，兒子在台北市污濁的空氣中氣喘嚴重，我想幫他換個環境，所以又搞了學生簽証去美國作個半老留學生。當時的台灣政府不是要為人民服務而是要管人民的；要出入國門，最自由的是外國公民，次自由的是有外國居留權的，本國公民則面臨一堆麻煩。這一回拿學生護照出國，就必須去參加一個教育部辦的留學生講習會。
其中一場 "講習"，是一個老包在台上眉飛色舞的講他在美國參加政治遊行的輝煌事蹟，描述他如何拿了一根大木棍往那些台獨還是左派隊伍的某個人頭上打得他腦袋開花，我聽得很反感，心想，你還好沒有碰到我，但是看看旁邊那些年輕得多的學生們，恐嚇的效果還是很明顯的。同時，我也更能夠以比較理解的心情來看待那位老朋友吳 * * 不太友善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