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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日本傳統
日本人具有一板一眼的特性，中國人卻是一向以 "活" 見長；同時，日本的團結精神和中國人單兵作戰的習慣也常常呈現出強烈的對比。在我短暫的作貿易的經歷中，曾接待過一個日裔的夏威夷人，他英語流利，性格活潑，不像一般傳說中的日本人。他對我和朋友說："中國人跟猶太人一樣，都是最聰明的民族，一個日本人很難勝過一個中國人，但是一堆日本人就一定打垮一堆中國人。"
早期的台商，在外銷的管道上很難突破日本大商社的掌控，雖然曾經試圖用團結的方式來跟他們對抗，卻又總是回到單兵作戰的老路，到了最後，倒也是打開了一條條出路；尤其是在最近的資訊產業的戰爭中，台商意外的發現，中國人的 "活" 反過來變成了致勝的關鍵，因而找回了不少的自信。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見識過很多日本在台灣所留下來的傳統，也見識到它的消退；在這中間，確實充滿了施政上的愚昧和各種令人遺憾的缺失，但是只就它消退的結果來講，我個人覺得難以清楚的論斷其利弊得失。
林朝棨和台灣的吊橋
唸大學的時候，林朝棨是我最尊敬的教授。他是完全日本式的學者，講日語似乎比講閩南語還要流利，日本方面的人脈也極其充沛。他用國語來上課會稍稍吃力一點，但是他不打折扣的中國人意識令人不得不由衷的佩服；他常常告訴學生一些故事，譬如說，他在日本的統治下在東北作探勘工作時，日本人已經注意到東北大油田的可能性，他和一些中國人的同事們就曾經一起設法在某一個程度上阻礙了日本在石油方面的探勘進度。
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憂國憂民的心比社會上一般人要強得多，儘管面對當時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對於一些不上軌道的事情也還是難以完全避而不談。他的知識很豐富，在帶我們跑野外的時候，總是告訴我們各種地方上的典故，而每一提到台灣許多有歷史意義的地名都被一些見識不夠的公務員們隨意改為 "和平" 或是 "信義" 的時候，就免不了不斷的搖頭。
在經過深山中的吊橋時，他總會告訴我們那些都是日據時代建造的。許多日本人工程師盡心盡力的在全台灣的山中建起一座座堅固的吊橋，都把它們當作是心愛的藝術品，在日本戰敗歸國以後還經常回來台灣，到那些吊橋旁邊去懷念他們的傑作；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們多半只是回來見証到他們的吊橋沒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一年一年的被我們敗壞掉了。我永遠不曾忘掉林朝棨教授在講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所顯現的遺憾和恨鐵不成鋼的表情。
中國石油公司
我在一九七三年進入中國石油公司 (當然，是台灣的中國石油公司)，在苗栗的探勘處上班。
當時我的職位算是探勘處的中下級幹部，看來前程不壞，但是呆了一段時間以後，發現處長廿五年沒有換位子，早就完全失去了幹勁；我那些學長們，在進公司一、二十年後，居然還在爭 "我當初進公司比他早了一個月，所以應該比他如何如何"；最令我嘆為觀止的，是有些年輕的幹部們，居然因為 "早在幾個月前就該輪到我昇遷了" 而去跟主管拍桌子抗議，並且公開大放厥詞而不感覺有什麼不對，也沒有什麼人對他們提出質疑。
在這同時，我也發現苗栗探勘處之所以還能正常運轉，主要是因為日據時代留下來的一批工作人員還沒有完全退休的緣固。他們的地位一般不高，但是都兢兢業業的在他們的位子上努力工作，偶而對於少數年輕的員工也發揮了一些微弱的影響力。跟那些和我同一時代在台灣所訓練出來的、吊而啷噹的工作人員比起來，他們的工作精神顯得不那麼搭調，卻也充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功能。
在中油作了三年多，我確定這是一個只適合讓我養老的機構。儘管我也了解，在我六十五歲想要養老的時候，大約也回不來了，但是還是遞上了辭呈，然後回家打包，到美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了。
我當時就相當肯定的向朋友們預言，等這一批日據時代所留下的員工都退休以後，台灣一般的公家機構將只能靠慣性來運作，不會有能力來解決什麼重大的問題了。
莊德勇的故事
我在一九七九年進地質調查所，莊德勇是地質調查所的老員工。他在日據時代念過小學，日文能力遠超過台灣一般人的英文能力。
他長期跟著地調所幾位日據時代訓練出來的老學者工作，打下了相當紮實的野外助理的功力。我們當時那些年輕的地質工作者，每次出野外的時候總是希望能有他同行，因為他對於台灣什麼地方有什麼樣的地質露頭，比什麼人都熟悉；只要有他同行，對我們這些菜鳥來說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保証這一趟會有些收穫。
問題是，他工作了幾十年，卻一直是一個工友職位，想盡了辦法也沒有突破到一個最低階的 "職員" 身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英文不行，沒辦法考過那個最基本的測驗！
後來我聽說，莊兄在退休之前終於解決了他的問題，在退休金的問題上也因而得到了比較好的待遇，問題是，這個例子並不是一個個別的現象，台灣的社會事實上就這樣的從相當深度的日本化轉變成了幾近全面的半調子美國化。
我常在想，如果當時台灣的政府能有深思熟慮的高明政策來處理這個問題，台灣目前各方面的情況是不是都會好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