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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楚瑜沒有 A 過一毛錢
我自己在各個公家或半公家的機構工作過十多年，由於我跟老婆基本上都是不太花錢的人，所以雖然薪水一直不怎麼高，經濟上卻大致都還過得去，也因此，我能有充份的本錢來自我期許，作一個潔身自好的公務員；然而，在第一次跟一堆同事去出差以後，卻發現事情沒有那麼單純。
大家住進了同一家旅館，在完成了任務以後，一位同事去向老闆娘要了一堆蓋好了章的空白收據，然後一一發給大家。我一時沒有會意過來，在填寫之前還問他說："我們的房錢是多少？" 他回答說："以你的職位，我記得可以報兩千元一天。" 而我們的實際房錢應該是五百元左右！這當然是作弊的行為，而且顯然讓旅館老闆娘變成了開假收據的共犯。
我很快就意識到在這件事情上可能沒辦法依照自己的意思去作。我們住同一家旅館，如果我照實報帳，不只是讓別人面臨困境，而且這樣的作法，等於是當著同事的面罵他們作弊，而在當時那樣一個遍地作弊的大環境之中，我實在不認為他們的作為有什麼值得大張旗鼓去責備的必要。
我作了一個決定，就是除非自己一個人出差，否則就一切隨俗了。在總共十多年的公務員生涯當中，我大致作到了 "沒有人看到的時候就儘量不 A 錢" 的退一步的自我期許，但是總算起來我可能從台灣 A 過近十萬台幣，大約相當於當時半年的薪水。講一句實在話，多了那一些意外之財，常常可以去買些本來不會想去買的奢侈品，讓老婆和小孩高興一下，倒也不曾讓我的良心感到太多的不安。
宋楚瑜一再聲稱他從來沒有 A 過台灣一毛錢，又不時用他自己的家庭來賭咒，害我總是暗自幫他無辜的家庭來祈求上蒼保庇，同時，我也總是會想到那個極富理想性的，澎湖縣的高植澎醫生。
澎湖縣的政局長期都是在國民黨的掌控之下，一九九三年，李登輝已經作了五年總統，高植澎代表民進黨選上澎湖縣縣長，是當時一件大事。面對這個挫敗，國民黨自然對他大力封鎖，但是當我看到他因為代同事簽領了一個幾十元的便當而被大作文章的時候，還是不能不感到錯愕；更不可思議的是，國民黨控制的司法機構最終還是挖出了一件幾千元的事件，說他 "交待不夠清楚" 而將他定罪，讓他丟了縣長的職位。
高植澎的遭遇，証明那個由於威權統治而造成的錯亂倒置的政治情況，並沒有隨著威權統治的結束而結束；宋楚瑜的聲明，則代表了大家到今天還是沒有了解，用那樣高的道德標準來檢驗過去的行為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或許是只有宋楚瑜還不了解？)。
(後來阿扁宣稱他絕對沒有 A 過 "一分錢"，境界自然比宋楚瑜的 "一毛錢" 又高了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