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民進黨和外省人
民進黨的前身 – 黨外以及更早的反對運動 – 最初從反對國民黨起家，曾經提出了許多正面的政治理念，而他們的理念和奮鬥精神也得到了包括部分外省族群在內的廣泛的認同。事實上，儘管他們反對的矛頭無可避免的經常直指整個外省族群，但是在他們的運動中，來自外省人的支持仍然是隨處可見。
可以這樣說，在那一段大家都在力圖突破資訊的限制、並期望政治能上軌道的過程中，每個族群是一起成長的。
問題是，由於多種原因，各族群的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多半選擇了儘量遠離街頭的政治活動，而那些政治先進份子之所以能存活下來，主要靠的是所謂低層民眾的支持。
這些支持者並不見得能充份了解高深的政治理念，但是在那個生活還相當辛苦、貪污腐化又盛行的年代中，他們既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又普遍缺乏正常的申訴管道，所以對那些能夠勇敢的幫他們站出來說話的 "反對人士"，他們義無反顧的拿起木棍來保護他們，並且跟著他們遊行喊口號，實質上變成了反對陣營的主要力量，也造成了後來民進黨所謂的 "缺乏中間階層" 的結果。
黨外人士在一九八六年冒險組成民進黨的時候，並沒能真切的掌握政局的走勢，而當他們仍在作著十年廿年的抗爭規畫時，蔣經國在一九八八年過世了，而且沒有把手上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任何一個 "強人"，使得台灣的民主化以大部分人都沒有預測到的速度成形。
民進黨在面對這個局面的時候，顯然缺乏足夠的調整能力而多少失去了方向，隨後碰到了沛然莫之能禦的李登輝情結，更像是充滿了無力的感覺；在這個時候，不管他們自己有多少李登輝情結，"跟著李登輝走" 似乎已經變成了民進黨最重要的政綱。
失去奮鬥方向的民進黨，開始走上互相搶奪政治資源的道路，而由於太強的低層民眾主導，變成誰的口號刺激、誰表演得好、誰就出頭，在領導階層中漸漸形成了一種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後來，當部分不太理性的民眾喊出 "外省豬滾回去"，並且抓了一頭豬公到議會前面表演 "殺豬" 的時候，民進黨的領導階層不但很少人勇於站出來 "違逆" 他們，反而多半為了搶選票而附和著來聲稱 "外省人自己也要負責任"。
當某些激動的民眾進一步在國內外種種勢力的誤導下跟著李登輝 "挑戰中國" 的時候，民進黨更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在旁邊搖旗吶喊，並且迎合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徒勞無功的幫著來警告台商不要去 "幫助敵人"，白白讓台灣進一步坐失主導兩岸局勢的關鍵時刻。
外省人的轉化
在民進黨變調的同一段時間中，台灣的外省族群則是在向另一個不理想的方向轉化。李登輝情結的強大力量，讓他們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失去了政治上的優勢，並且必須馬上面對他們在台灣居於少數的現實狀況，使得他們很自然的怪罪於李登輝，造成了難以化解的反李情結。
同時，兩岸關係走向的快速轉變更是加重了他們心中的危機感。
對於絕大多數外省人來講，應該早就了解到 "打回大陸" 只是一個虛幻的口號，但是他們退一步的期望是雙方能互利合作，讓中國大陸能儘快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縮短跟台灣的差距，並且讓兩岸能早日回到原來的一家人的狀況。不幸的是，兩岸僵局日益成形，而外省人對於台灣獨立的恐慌也日益變成揮之不去的夢魘。
無可避免的，他們跟當年反對國民黨的人士一樣，變成了街頭反對運動中的活躍份子，但是他們檯面上的領袖們對台灣的真實情況不夠了解，因而高喊出像 "打倒李登輝" 或是 "驅逐台獨" 那樣的完全脫離現實的口號，而在運動展開的過程中，很快就激化了台灣社會中原本幾乎已經不再存在的對立氣氛。
另外一方面，將近四十年的隔絕，並沒有讓他們忘掉對於故土的懷念，當兩岸漸漸開放的時候都急切的趕回老家去探視親友，問題是，他們對李登輝個人的憤恨必然使他們向中國政府提供了一面倒的資訊來源。
中國政府不像美國和日本一樣跟台灣有長期建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沒有同等的各式各樣數不清的代理人，所以在對資訊作判斷的時候不容易有正確的解析；當他們發現這些昔日不共戴天的老敵人突然都變成了親密戰友時，自然是喜出望外，因而輕率的參加了這一場他們完全缺乏認識的爭端，大大的加重了對立氣氛，也讓國內外一直在待機而動的勢力見縫插針，造成了兩岸之間很難化解的僵局。
被這種對立氣氛所拖累，民進黨中原來就不多的外省人一個接一個的退出；儘管民進黨的許多領導者早就已經在大力提倡大和解，卻難以避免的日漸被對立雙方都當作族群對立的標幟，變成了限制民進黨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實上，陳水扁在贏得總統大選以後，也曾努力想打破這一個標幟，但是他太過小心地要迎合原來的票源，因而難以作出重要的突破。在這同時，一些比較極端的人士卻又嫌他不夠 "堅持原則"，因而擁護不甘寂寞的李登輝再度出山，組織 "台聯黨" 來瓜分那本來就已經走向不穩定的死忠支持者；在它泡沫化之前，曾經一度讓民進黨面臨更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