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台灣的縣長選舉
相對於小選區和大選區的不理想結果，台灣的中等選區選舉，也就是立法委員和縣長選舉則呈現了相當不同的面貌；尤其是縣長選舉，一開始就曾發揮重大的民主功能，而且確實是越來越產生正面的淘汰作用。
其實，台灣的縣長選舉跟其它各項選舉一樣長期被籠罩在黑道、賄選、地方派系等等的陰影之下，只是由於選區的擴大而使得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力大大的減小；反過來說，由於選區又不那麼大，人們比較容易體會縣領導人跟他們的切身關係，而各個候選人也比較容易對選民作直接的接觸，讓選民能清楚的了解他們的背景和施政理念。在這樣的情況下，總是會有一部分人民為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而全心投入。
這些人民不只是在精神和物質上對他們的候選人作出關鍵性的奉獻，更在實際的選舉運作上發揮重要的組織功能；他們組成有效的監票系統，從最小的細節上來作監督，使選務人員不容易作出太離譜的作弊行為；他們也派出一大堆防止賄選的所謂 "捉鬼小組"，讓四處撒錢的候選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幾次激烈的選戰中，大批民眾自動自發的、對投票箱的徹夜守候則更是令人感動的景象。
在開頭的幾十年中，國民黨的黨工們一直在以行政和司法的干預來操控各項選舉，然而人民的力量確實使得縣長選舉在不公平的大環境中達成越來越公平的結果。儘管不能說已經完全沒問題，但是目前台灣的縣長選舉幾乎是在提出候選人的過程中就已作了某個程度的淘選；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適當的學養、風評、政見，多半不會想到出來競選 (有貪污嫌疑的伍澤元，在李登輝的力挺之下，打垮第一名的蘇貞昌當選屏東縣長，應該只能算是特殊情況的例外)，而若真是具備了高人一等的條件，則個人財力已經是一個相當不重要的因素。
對中國民主的啟示
台灣的縣長選舉對中國的民主有三個重要的啟示。
第一，台灣的縣長相當於中國的縣委書記，是縣的 "一把手"，掌握著相當重要的權力和資源，所以選縣長的競爭一般都很激烈；在熱烈的競選活動中，廣大的參與者固然不乏事業有成的人，也少不了知識份子的主導，但是他們的主力往往是受教育最少、經濟最弱勢的所謂低層民眾。事實上，在台灣過去的威權體制之下，最早用選票打出一條活路的，正是像譬如宜蘭縣那樣的比較貧窮的、農村人口比例較重的地區。
在這些地區中，人們一旦能突破逆境、讓理想中的候選人當選，他們的期待也是很實際的；他們固然是在選一個領導人，但是也同時是在選一個公務員；他們尊重縣長，但同時也會期望他善用資源，幫助他們解決許多切身的問題。
一個真正完全由人民參與的民主選舉，不只是會讓適當的人出頭，更重要的是，它使當選的人不必再考慮到 "孝敬上級"，卻更需要努力去作好他的職位所帶來的責任。
如果能仔細的觀察研究這樣的現象，並且對兩岸農民的特性作一些細緻的比較，應該可以對中國的廣大農民在民主實踐中所可能擔負的角色和功能有更清楚的認識。
第二個值得觀察的重要現象是，台灣的縣長選舉對中央政府所產生的衝激遠較一般人所預期的為小。
由於各種原因，台灣的反對陣營所提出的候選人，其條件往往較執政當局所提出的人選要優異，這在小選區或大選區的選舉中可能不曾發生什麼作用，但是在像縣長選舉這樣的中選區的情況，則確實是日漸產生決定性的結果，以致於從蔣經國到李登輝的國民黨時代，往往見到的是黨外或是民進黨候選人不斷的攻城掠地。
有趣的是，這些掌握了地方執政權的 "反對人士" 在面對千頭萬緒的縣政以後，反而不得不收起煽動性的言論，並且必需盡力配合中央的政策來爭取必要的支援。從某個角度來看，國民黨在這些縣長選舉活動中的失敗不但不曾對整個政局造成實質上的衝激，反而曾有效的消除民怨，並且解決了許多很難用其它方法解決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國民黨政府固然很早就開放了多個層次的人民直選，但是它從來就不曾建立足夠的自信心，所以又由於害怕 "失去政權" 而一直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來作操控，使得台灣的民主運作走了許多冤枉路，其負面的影響一直到今天還難以擺脫掉。
譬如說，像台東縣這樣族群比較複雜的地區，國民黨的操控成果一直比其它區域要有效，許多負面因素也得以發揮比較大的影響，所以變成所謂的國民黨的 "鐵票區"，縣長的素質就基本上沒有什麼保証了。
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如果能放開 "國情不同" 的僵硬觀念，在民主實踐的許多重要課題上，像是知識份子的充份介入，正確民主觀念的傳播，適當的行政監督，行政人員的訓練，等等，都能作正面的推動，並且能借重台灣幾十年來所積聚的各方面人才 (就像中國過去曾借重台商的商業經驗一樣)，就將有機會避免掉很多在轉型期必然存在的大大小小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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