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兩岸僵局的一頁簡史
一九二三年，中國國民黨侷處廣州一隅，孫中山決定採取聯俄容共的政策，一方面接受蘇聯的支援，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聯手，力量快速的成長，這就是所謂的 "第一次國共合作"。
一九二七年，正當北伐軍事順利，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時候，蔣介石對中共發動了 "清黨"，難以計數的中華精英被無情的殘殺，中共也在南昌發動暴動，與國民黨展開了往後長期的血腥鬥爭。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在民族大義的前提之下，兩黨達成了勉強的和解，展開貌合神離的 "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四五年，日本終於被打垮歸國，但是中國的全面內戰隨即爆發，讓中國人民又一次陷入悲慘的戰爭浩劫之中。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全面戰敗，退守台灣，給國民黨和中共的鬥爭畫下一個逗點。以後的三十年中間，台灣在美國海空力量的協防之下，變成了美國圍堵中國的一顆棋子，與中共達成了長時間的對峙局面。
在這當中，儘管有一九五八年開始的金門砲戰，也有一再出現的大小空戰海戰，但是由於有美軍的有效阻隔，兩岸基本上是處在沒有戰爭的狀態，而中共也從沒有停止對蔣介石作和平的招手，只是這樣的招手，對於以 "消滅共產匪黨" 為終生職志的蔣介石來講，相信是不曾發生過任何作用的。
也就因為蔣的這一念固執，使台灣人民躲過了毛澤東所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並且得以跟日本以及亞洲其它三條小龍一起發展出活躍於全世界的經濟實體，這大約也不是毛或蔣所能預期得到的結果吧。
一九七Ｏ年，美國亟欲擺脫越戰的包袱，中國也想打破被圍堵的現況，所以在兩個大國之間，和解的態勢快速的發展。
一九七一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此後，由美國所主導的、所謂的 "自由世界國家" 幾乎全面與台灣切斷外交關係；到了一九七九年，美國本身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並與台灣中止共同防禦條約，算是這一場劇目的壓軸表演；從此，第七艦隊退出台灣海峽，國共兩黨又一次正面相對。
所幸，蔣介石已在一九七五年去世，毛澤東也在一九七六年去世，個人恩怨及時退出了歷史的舞台，兩岸也已走向遠較理性和高明的統治。
很快的，中共向蔣經國發出了全面和解的訊息；通商通郵，文化體育交流的建議，一再經由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提出；鄧小平針對兩岸關係表明了看法，認為兩岸統一的問題不急，應該交給我們的子孫去解決，同時，合理的談判起始條件也已經公開明確的提出。
當時，大陸剛脫離了文革的陰影，正為了文革所造成的巨大落後而拚命追趕著，它需要和平的環境，也需要台灣在商業化的先進經驗上對大陸作重大的幫助；對於台灣來講，這是主導兩岸關係的最良好時機，然而蔣經國並沒有作好和談的準備。
他從老蔣手中接下來的統治權，是以 "解救大陸同胞" 的口號作為依據，儘管他一直大權在握，並且受到了社會各階層和大部分民眾的擁護，但是要從全面的 "打倒共匪、漢賊不兩立" 的宣傳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需要比較大的魄力和比較高度的智慧，而這兩者都是蔣經國所相當缺乏的。
蔣經國之後，台灣內部出現了國家認同的歧見，再加上世界局勢的變化和兩岸實力的消長，台灣方面所錯失的機會是不太可能再出現的了。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政局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而李登輝藉著 "台灣人總統" 情結所造成的廣大民意支持，很快的建立了新的權威。中國政府面對這一個全新的局面，顯然認為沒有國共鬥爭仇恨情結的李登輝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談判對象，所以毫不遲疑的展開了新一波的和平攻勢。
然而，在國已非國、共已非共的新形勢下，他們卻固守在那個 "第三次國共合作" 的不切題的口號上，仍然以 "老朋友"、"老關係" 來作為重要的訴求，無可避免的得罪了大權在握又相當具有權威性格的李登輝。
當然，李登輝的個性確實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障礙；他對國際局勢未能正確的解讀，並且一再對中國政府和兩岸關係作出不恰當的隨興發言，更不幸的是，他的政府官員們和對岸的中國政府都對這些隨興的發言作了太認真的反應，結果，一次又一次為了緩解爭端而大張旗鼓舉辦的 "協商" 都在某個程度上變成了增加敵意的擂台。
接著，中國政府顯然受到錯誤資訊的引導，轉向全面痛批李登輝，碰上了他們很難體會的李登輝情結，讓廣大的、又不一定那麼理性的李登輝追隨者全變成了誓死反對中國的先鋒。中國批李的聲音越大，李登輝的聲望就越高，再加上美日媒體的推波助瀾，使得李登輝幾乎變成了全世界的英雄。
另外，所謂的 "武嚇" 更造成了兩岸關係進一步的損傷。在台灣，多數人本來就了解兩岸軍力不利的對比，也都知道軍事衝突的嚴重後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心理上最大的保障來自一個認知，就是 "武力衝突對大家都沒有好處，而中國政府為了自身的發展，沒道理輕易動武"。然而，中國卻在台灣海峽從事軍事演習，其所帶來的明顯威脅意味，固然打掉了台灣民眾的心理保障，同時也打掉了部分台灣閩南人對中國所僅存的善意。